（三）生动性的修辞

公文虽然不是文学，但同样是需要生动。只有写得生动，才有利于增强公文的可读性，加深阅者的具体理解，以利于贯彻执行。古代公文浩如烟海，但流传今世的寥若晨星。像李斯的《谏逐客书》、刘禹锡的《陋室铭》、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之所以经久流传，至今不衰，这与它的生动性有着直接关系。翻开《毛泽东选集》，那一篇篇公文，写得是那么生动，无不闪烁着艺术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中特别强调文章和文件都要具有生动性：

“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

公文的生动性主要取决于形象化，即对比喻、讽喻、借代、反语、析词、换字、歇后语等辞格的运用。

“反语”是指使用与本义相反的词语，以表达本文，包括用褒词表达贬义。以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为例：

“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士气，也算一个创作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0页）

这里的“创作”是取其反意而用之。还有的用贬义词表达褒义，例如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个恐怖现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6页）。

这段话中的“动不动”、“为所欲为”、“恐怖现象”本是贬词，而毛泽东同志反用这些词在于称赞农民革命运动。“反语”可以大大增强语言的趣味性及生动性。

“比喻”可使抽象、深奥、生疏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阅者获得深刻、生动的感觉。例如《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运用了“‘蘑菇’战术”的比喻，即“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从而生动而又具体地告诉了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应当坚持的正确作战方针。

“借代”可以使抽象的用语完全形象化。例如用“小金库”指代“公款私存，收入不进账”；用“清茶一杯”指代“不搞大吃大喝”；用“骨头与肉”指代“生产建设投入与人民生活投入”；用“伯乐”泛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干部。

“换字”可使语言形象、明快，即将比较固定的一个词语中的某一个字临时加以更换。例如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为例：

“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页）。这里的“武”是从“文”字临时抽换而来的，使语言形象有力。

“析词”是为了把话讲的诙谐、生动，把一个复音词或一个固定词组故意拆开，取出其中一个字来单独使用。如上面所引的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把“剿共十年”中的“剿”字抽出来单独多处使用，使语言十分生动，富于幽默，形象逼真。

（四）精粹性的修辞

公文用语十分需要言简易赅，文约事丰，这是公文用语的一条基本原则。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紧扣主旨、力戒重复、讲求概述、删繁就简等外，运用“省略”、“浓缩”、“综说”等辞格进行用语修辞，也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例如“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这是一个综说句，其中的“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为综合，“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三个并列成分。假若不进行综说，按其同义内容，必然写成“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显然这段话很啰嗦。由此可见，经过“综说”修辞，既可节省文字，又使用语达到精粹干练。

借助用于数词或数量词进行“浓缩”修辞，是使公文用语达到言简意赅的重要手段。例如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浓缩为“一国两制”；把“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高度浓缩为“五讲四美三热爱”七个字。

公文写作中“省略”一些可以省略的句子成分，以期达到用语精炼。例如：

“遵照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今冬明春，特别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坚决刹住争相购买和更换进口小轿车的不正之风。二、坚决刹住滥派人员出国的不正之风。三、坚决制……四、严禁……五、严格……六、对于……。”

上述这段文字的一至六条，都省略了“各级党政机关”这个主语。至于地名、机关名称、事物名称等更普遍采用了“省略”的作法，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分别省略了其中一些成分，简化为“中共中央”、“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