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云南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应成为重要任务
2012-09-26 15:59 作者:云南华图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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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不仅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还应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和实践指南,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本文对生态文明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并付诸实践。
有关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生态文明,迄今并没有公认定义。“生态文明”一词的使用时间并不长,前苏联环境学家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发表的“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首先采用,认为人类发展必须重视生态状况。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因人而异:有人强调生态状况,有人强调文明程度,有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有人强调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可谓见仁见智。
生态文明涉及生态和文明两个方面。生态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指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存在状态及相互关系,有竞争、共生、自生和再生的演化规律,有保持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功能。1944年,日本民族和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用生态史观研究人类文明史并发表文章,1967年出版《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认为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有着重要作用。用生态学方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生态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我国学者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叶谦吉教授将生态文明解释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同年,刘思华教授提出:“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1997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一书,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先进社会文明形态”。王如松教授在《当代生态农业》2000年第1期发表“论生态革命走向生态文明”一文,并对生态学及其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许多科学见解。潘岳从中华文明传承、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及生态价值观等方面对生态文明进行系统梳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国内已出版了多套《生态文明丛书》。2011年11月,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成立,试图推进生态文明研究,并通过试点探索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经验。
简言之,生态文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多层含义。第一,在文化价值上,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使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意识。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他人需求为目标,践行可持续消费。第三,在社会结构上,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国使用了不少的新概念,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着力点,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统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治自然灾害等领域,可以理解为近阶段推进的工作重点。在国外,绿色经济主要由环保领域的专家提出并使用,关注环境保护活动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含林业,即大农业概念)专家提出来的,不仅关注农业环境保护,还包含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低碳经济发端于能源战略调整,强调高效、清洁利用化石能源,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循环经济研究废物回收与综合利用,在我国还强调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提高资源产出率。清洁生产强调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以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生态工业园重在空间布局,通过企业入园、产业集聚等途径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的目的。此外,国际上曾经有过“有增长无发展”的说法,因为增长主要考察经济状况,发展则覆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国内外采用上述概念侧重点虽有差异,但目的相近,均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只有准确理解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才能用之指导实践,才能避免少数地方出现的换一任领导换一个口号的情形。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生态文明被确定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与可持续发展既有共同点:既是发展目标,又是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也有差别:生态文明从生态状况的角度考察发展的代价或外部性,可持续发展则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社会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研究自然、人、社会演变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是人类生存和表现自我的基本条件。劳动使人们以一定方式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把人与人、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还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使自然界发生变化,如植树造林改善了环境,污染物排放污染了环境,前者是人类活动的正外部性,收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后者是负的外部性,排污者转嫁了污染物治理成本。人类作用于自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当然,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等的发生是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人类难以抗拒的,这就需要人类在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顺应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晶,生态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将会带来生态文明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经历了不同的文明阶段。人类文明,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进入工业文明后期,或现代文明阶段。从空间上看又具有不同起源和多元特点,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等。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趋于理性。原始文明时,人要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或采集果实,与生物及其环境呈协同进化关系,大致属于原始的“绿色文明”阶段。人崇拜自然,世界一些地方的“图腾”就是佐证。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以利用自然为主逐步延伸到改造自然。如果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一些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的湮灭,就与过度放牧、过度垦荒和盲目灌溉等农业生产活动有关。
以珍妮纺织机的出现为标志,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空前规模的开发,创造了巨大财富。尔后,自然资源供应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以20世纪“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气体与毒物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健康。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事实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革命环境危机的警钟。1971年,芭芭拉·沃德等人提交了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号召人类对地球这个小小行星给予人文关怀和维护。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布《人类环境宣言》,号召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要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发展,人类才能进入文明社会;只有可持续发展,才会有生态文明。换言之,生态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延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自然资源供应不起,环境容纳不下,发展难以为继。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里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通过《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后,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各国共识。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大会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将水、健康、能源、农业、生物多样性等确定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2012年联合国“里约+20会议”,提出“我们期望的未来”。所有这些,均期望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类迈入现代文明社会。
对生态文明水平的评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用同一套指标评价经济地理条件不同的地区并进行排队并不恰当。生态良好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定经济地理条件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但生态良好并不代表生态文明。如地球史上的中生代植被茂盛、恐龙种类很多,却从未被认为是生态文明。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景观就会不同,如青岛、厦门、海南岛等沿海城市风光旖旎,与乌鲁木齐、兰州、鄂尔多斯等内陆城市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同。这些地区达到同样的生态环境质量需要不同的投入、即使投入同样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产生的绩效也不可能相同,对其评价因而需要有不同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