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

与会专家认为，制度建设滞后，是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大胆先行先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

迟福林认为，新型城镇化重要的是在未来3—5年能在一些重大体制和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一是土地制度；二是户籍制度；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四是人口政策；五是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六是行政体制，包括城镇化的公共治理；七是财税体制；八是农村组织化程度、农村社区自治等。

党国英指出，农民的耕地转用为建设用地是国家公共规划造成的，剩余归公是对的。但是农民的建设用地，即村庄占地被征用，价格应该高。要真正建立起城乡建设土地统一市场。

王小鲁认为，实现人口城镇化需要一系列制度配合，第一是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第二是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实现土地规模化，促进农民转移，应通过“确权颁证”，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并且可以合法转让；第三，要打破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卖地筹资的格局。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善政府资金的管理，提高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以此杜绝腐败；同时，改革土地出让制度，设立房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收入。

倪鹏飞认为，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土地的收益分配问题，这里面要形成一些制度，如价格调解机制、土地调解机制、金融筹措机制、税收调解机制等。

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田雪原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应从淡化“农业”与“非农业”身份开始。对变农民为市民也要做出分析，制定一定的条件，如有没有稳定的职业，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有没有相对固定的住所等。此外，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到了破冰的时候。无论城乡，应实行限三生二政策，双独生子女或一方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两个孩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建议，第一，按照“包容、公正、有序”的精神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定量化的指标体系，用进城务工打分的方式，解决户口问题。第二，当务之急要研究在异地高考中的利益协调和中央政府调节问题。第三，要研究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文明融合问题。

叶兴庆提出，今后新出台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原则上不应该再跟户籍挂钩，这应该作为一条底线。现在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等问题已基本解决，问题比较大、讨论比较多的是异地高考问题。这主要涉及到跨省流动问题，特别是京津沪的既得利益怎么解决。

刘尚希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财政体制上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让公共服务跟着人走。现在的城镇化使我们变成一个动态的社会，再按照这种静态的人口分布来设计体制就不相适应，就会出现人与公共服务相脱节。因此，改革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向农村倾斜，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人口的迁移。否则农村搞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却出现空城的现象，浪费非常大。

汪玉凯提出，我们现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纵向行政架构，这种治理结构走到了尽头。城镇化的公共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赋予市更大的自主权，除了直辖市外，不要分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应实行平行政策。

张占斌提出，行政区划调整得好能提高生产力。为此，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应加快行政区划调整，完善特别设市政策，包括在大的镇可以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