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统计数据并不统一，但结果都不甚乐观。

而让舆论对腐败的全球化认知最为深刻的，则源于“裸官”现象。“裸官”一词，指的是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诞生于2008年的词汇一经问世，便迅速家喻户晓。

几乎毫无滞后，“裸官”现象迅速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除此之外，腐败全球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如在境外的公司贿赂他国官员，对外投资的国有资产被转移，或将腐败所得通过国际洗钱以披上合法外衣，都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腐败手段。

“这种跨国腐败必须要有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靠一个国家孤掌难鸣。”任建明说。

现实呼唤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但是，反腐国际合作的共识和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直到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腐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都是一个禁忌，人们更多地把腐败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讨论一国的腐败被当成是干涉一国内政。这一时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呼吁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腐败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影响人类发展的问题。”任建明说。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加入到讨论之中，国际合作的机制开始酝酿建立。“透明国际”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以其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的努力下，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区域性的反腐败合作框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标志着反腐国际合作的成熟。

两个阶段的建设

中国的反腐败开始与国际接轨，源自2003年12月20日签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公约对预防腐败、界定腐败犯罪、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林认为，2003年至今的近十年时间，中国的反腐国际合作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中，2003年到2008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惩治了一系列腐败行为，并以党规、政规的方式，制定了反腐败的相关规定，也通过司法解释补充了很多法规。

这其中，在刑法修正案上补充的司法解释对于反腐机制的构筑有特别的作用：“在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腐败犯罪的法定刑，同时使腐败犯罪能够相对合理轻缓刑罚处罚，加强了反腐败中的人权保障；在立法上，趋缓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中的重刑主义，加强与他国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交流和信任，以利于反腐败领域的刑事法治国际合作；在立法精神方面则更加注重法治文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注重保障人权的理念，使得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的困难也相对减小，一些潜逃在外的官员在这些年陆续被遣送回国。

2004年，美国将中国银行原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遣返回国。这是自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被遣返回国的第一贪官。这个贪污挪用涉案金额达4.82亿美元的巨贪，最终获刑12年。

2008年以后中国的反腐国际合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针对外逃贪官形成有效惩治并追回损失海外的资产，二是与官员出逃的对象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如西班牙、法国等。

与此同时，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依然在加紧进行，廉政法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在与时俱进。在这方面，针对裸官问题的法规建设尤为密集。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其中“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赫然在列。这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对外公布。

2010年5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针对裸官的专门法规，对其重视可见一斑。

2011年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1年我国将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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