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现象迅速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认为，中国对“透明国际”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从过去相对封闭到现在开放的状态”。纵观过去十年，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腐败全球化逐渐蔓延的一个回应。

国内最为人所知的赖昌星潜逃事件就是典型的腐败全球化案例。在担任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因被举报“大肆走私成品油、植物油、香烟等货物，案值高达500多亿元”，赖昌星于1999年8月出逃加拿大，之后一直滞留在加国。通过中加两国通力合作，2011年才被遣返回国、接受判决。

相比赖昌星最终得以遣返的结果，腐败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骇人。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底统计，中国当时已成为世界第八大资本来源国，其中除了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因其非正常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对其规模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和估算。

2004年，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 (微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50%，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200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据公安部统计，中国外逃的50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700亿元人民币。

2011年，央行网站发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但目前被遣返并追回财产的只占很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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