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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编者按:“看病难”、“看病贵”。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人们对医疗问题的感受也就更加敏感,对医疗改革的需求就愈加迫切。

新挑战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以药养医”的模式即将被摒弃,而县级医院首当其冲。

“这对每个医院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主动摆脱对药品的依赖。我们医院的药占比很低,国家规定三级医院不得高于45%,我们一直控制在27%~29%之间。同时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报销比例,如果有高档用药,必须病人签字同意。”郝保乾说。

在药品管理方面,武安市医院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限制品种,以普药为主,高档药限制,名贵药及新特药不采购,用最少的品种满足临床需要;第二是限制供药厂商,必须是有实力有信誉的厂商;第三是公开招标,选择价格低的,并且由财务科直接汇款,挤压了回扣环节。”何利兵说。

然而,切断了“药品加成”这项重要的收入,还是会不可避免地给医院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我们非常支持医改,我们医院的变化就是改革的成果。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基层医院的财政支持,如果公立医院过多地背负盈利的压力,可能无法很好地与公益性平衡。”郝保乾说。

想起以前轻松的日子,身为科室主任的李祝兵偶有怀念。“以前主任不到科室,现在主任不敢离开科室,压力很大,全年无休,非常累。”

“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考虑如何提高技术水平挽救病人,并且毫无后顾之忧,不用去思考利润和挣钱的问题。从大的面上来说,这需要政府对整个医疗行业的投入,彻底改善医生的福利待遇。”

医疗服务不能再迟钝下去了

要提高医疗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各取所长,而不是抢资源、争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郑州报道

新医改近四年来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全民医保体系的初步建立,患者个人医疗支出显著降低,“看病贵”的问题明显改善。与此同时,许多便民惠民措施的出台也方便了老百姓看病就医。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这无疑又给医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刘国恩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认为,要应对这一要求,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更大的创新突破,进一步解放医疗领域的生产力。

解放医疗生产力,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现阶段公立医院改革显得如此紧迫?

刘国恩:公立医院目前运行的体制机制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阶段。

医疗卫生问题不是给钱就能解决的,服务能力是决定性因素。

过去十年,全国诊疗人次每年大约增长5%,住院人次年均增长10%左右,总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达15%,这三个数据都反映了我们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医疗服务供应不能反应。医疗服务供应中增长最快的是医院数量,十年来增长率是1.9%,相比之下,医生和技术人员这十年来的增长只有0.3%。如果维持这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是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我们不可能解决供需矛盾。

要解决供需矛盾,必须要在提高资源数量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瞭望东方周刊》:怎样判断公立医院改革是否取得成功?

刘国恩:现阶段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但效率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必将进一步增长,如果公立医院服务能力不能显著提高,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矛盾必将显著加剧。

因此,中国医改的核心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中心目标则是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实际上,要解决目前看病难的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要靠实实在在地想办法解放医疗生产力,提高效率。

改革存量,开放增量,提高资源效率

《瞭望东方周刊》:解放医疗生产力具体该怎么做?

刘国恩:要把中国医院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并且显著提升,还得靠“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对公立医院存量进行改革,开放则是指对增量市场的开放。

存量改革应该与“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密切结合,并配合补偿制度改革。补偿制度改革在“十二五”医改规划里被明确提出。

一个决定性要素是医务人员。目前中国的200多万有资质的医师大多数受制于计划管理体制。出差要么是医院派出的,要么是悄悄“走穴”。如果这200多万医生不能够解放出来变成全社会的资产,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医疗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很难实现。

所以,站在全社会角度,应积极引导、支持医师多点执业。

存量改革还包括其他方面,包括法人治理结构、收入分配,以及去行政化等,这些也都写在了“十二五”医改规划。

《瞭望东方周刊》:应如何提高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呢?

刘国恩:经济学里面关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一个经典理论叫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通俗解释是,社会中各个主体如果各自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再经过市场交换或者产品服务,其社会的总收益和资源配置效益是最大的。

因此,要提高医疗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各取所长,而不是抢资源、争机会。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对市场反应灵敏,相对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政府力量的比较优势更多在于公共卫生、基层医疗,而不是那些高端的、容易赚钱的医疗服务。

可以看到,新医改以来各级政府出台的众多文件已明确,今后新办医疗机构将优先社会资本进入。

促进社会办医有利于医院存量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社会公众对社会资本办医仍然存在一定的担心。你怎么看?

刘国恩:2007年到2010年,我们曾经就一些问题入户调查了3万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结果显示老百姓对公立医院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民营医疗机构。有必要强调的是,公立医院里面不乏质量好、老百姓满意度高的,但其整体水平仍被一些较差的医院给拉低了。

再比如,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做了一个文献综述,把1990年以来欧美杂志发表的对政府公立医院、社会办营利性医院、社会办非营利性医院的比较研究做了一个综合分析,结果发现三类医疗机构在成本或者费用上无任何显著差异。此外,在总费用无差异的前提下,政府办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在收入和利润层面上也无差别。

《瞭望东方周刊》:开放增量具体应该如何进行,需要遵循怎样的路径?

刘国恩:中央医改文件已经做了相应规定,即把新增医院的优先权给社会力量,并且提供一个公平健康的成长环境。

过去我们对社会办医只视为配角,忽视了引导其往大型化发展。而“十二五”医改规划强调:“要鼓励非公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的医疗机构发展。”

目前中国民办医院的床位数和提供的医疗服务量平均只占总需求的10%左右,而国家已明确到2015年要将这个数字翻倍,达到20%。

此外,开放增量也是对改革存量更大的支持,开放增量可以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对公立医院改革本身也有好处。如果仅有存量改革,那它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有些存量也有可能在改革中变成增量,让社会资本参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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