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云南省公务员考试每日一练：3月25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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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2011年全国计划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各地2011年10月底前要全部开工。截止到2011年5月底，全国整体开工量仅为全年计划的三成。到7月初，许多省纷纷传出保障房建设“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喜讯：全国城镇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721.8万套，开工率为72%，而辽宁、山西等地的开工率已达到九成左右，而更突出的陕西省，除计划内的790个项目外，还超计划开工9个。有关专业人士指出，一些地方为保证开工量，出现将棚户区改造中的动迁也算作开工，或农民建户和单位建房也纳入保障房范畴之列，或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动工建设，边建设边申报；一些地方所推的保障房项目供地偏远，配套设施缺乏，可能导致今后“保障房空置”现象的出现；一些地方的保障房工程质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2011年4月，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机抽查20个保障房项目中就发现诸多问题，如广西上恩县2010年底廉租住宅楼工程A标4号楼，钢筋合格证明文件均标识为柳钢产品，而现场使用的却非柳钢产品；上恩县2010年度廉租住宅楼工程B标2号楼的四层柱直径为12mm的HRB335主钢筋使用了不达标的“瘦身钢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重量均不合格。此外，个别工程的水泥配合比设计使用标号为42.5的水泥，而实际使用标号为32.5的水泥。内蒙古包头石拐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小区”，是包头专门为解决采煤深陷区居民住房问题重点打造的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刚刚交工入住就出了问题：500多户居民家中墙体开裂，墙皮起砂脱落，墙面水泥疏松得像土块一样，一使劲就能捏碎。

3. 2005年—2010年，中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2%，投资额6年增长了8倍。2011年7月23日晚，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8月10日的国务院会议室暂停审批所有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对已获批项目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开展高铁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有隐患的项目立即停止运营或建设。同时强调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以利于增加安全冗余，改进技术和管理，积累安全管理经验。8月16日起，铁道部开始实施新的全国列车运行图，部分高铁不同程度降速。同日，已投入京沪高铁运营的54列动车组被召回进行全面整修。此次降速是经历了十余年跨越式大发展，以不断提速为标志的中国铁路第一次降速。有专家认为，适当降速将让“中国速度”更加令人信服。

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以上，总量超过1.3万亿元，北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特征已经形成。同时，作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升级的需求，世界范围对经济、科技制高点以及国内地区间对要素和产业资源的竞争也日益加剧，需要更注重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影响，北京发展中城北重、城南轻，东北部快、西南部慢，城里快、城外慢的特征明显，区域的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000万，机动车保有量近500万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污染较重、垃圾处理难，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摊大饼”的粗放发展越来越背离首都功能定位。后来在“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主动降速，把今后五年年均增速确定为8%，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低。2011年上半年，北京市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加大力度，按照中央保障民生的精神，对房地产、汽车和金属工业同时进行主动调控，先后出台了房屋、汽车的限购措施，使近年来机动车过快增长、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主动对北京工业支柱企业首钢进行搬迁调整，使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加快了北京产业的升级。这三大调控，吃掉了北京1.8%的增速，也就是北京与全国平均增幅的距离。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北京的GDP增速为8%，比往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

从发展的速度上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可喜的一面。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西部的GDP增速总体超过了东部地区，两者在总量上的差距已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前者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取得的，速度越快，粗放的程度也越深。中国科学院2011年7月29日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对全国各地GDP质量指数（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进行的排序中，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江苏位列中国各地区GDP质量排行前五位，而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有专家指出，上述报告的公布有助于“让公众科学地认识GDP，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抛弃GDP”。并强调“科学认识GPD的核心是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

4.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放纵，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而汪然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他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困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到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要靠这些钱根本不够。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5. 当令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在“物化”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才能在面对诸多困难与诱惑时做到有所坚守而不迷失自我？

洪战辉，1982年6月出生。在他13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要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和一个捡来的弃婴妹妹，并且还要坚持学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放弃，带着妹妹上学，打工挣钱养家，一直坚持了12年，不仅使妹妹健康成长，也使父亲病情好转，还迎回了母亲，自己考上了大学，全家重新团聚。洪战辉说：“出身贫寒，我渴望富有；经历苦难，我追求幸福；人们同情弱者，我选择坚强。在我心中，只在感恩和爱。”

2011年8月31日，成都市的出租司机曾文华拉载的一位客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一个装有黄金首饰（价值150多万元）的纸箱子遗失在副驾驶位置下。曾文华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将箱子送回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并在警方的帮助下交还给了失主。有人说他真傻，失主没有索要发票，也不知他的车型、车牌号和他的名字，就算不还，肯定也找不到。“不求富贵，但求心安。”曾文华告诉记者，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捡到东西，以前捡到手机都会亲自开车给失主送回去，“只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笑了笑说，“如果把它藏起来，我这辈子都会背上包袱，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简单幸福地生活了。”